4岁的时候，你会为得到一颗糖果而快乐；14岁的时候，你会为某次考试得了全班第一而兴奋；24岁的时候，你会为得到某位女孩的芳心而狂喜；34岁的时候，你会为拥有一辆四轮驱动的越野车而得意……而在此之后，一个人生命力的分水岭已开始隐隐呈现，要体验到幸福感可能会变得越来越艰难。“获得或占有”的毒瘾更大了，你不再是个轻易就会满足的孩子。为了挽救或弥补生命力的颓势，往往需要更大剂量的致幻物质。但即便如此，能体验到的幸福感也像头发一样日渐稀薄。
我们用什么来丈量幸福的尺寸？又该到哪里去寻找幸福的配方？
人们总是习惯把希望寄托在攫取的行动上：更多的财富，更多的性，更好的房子，更高的地位，更大的名声。似乎只有这些才见证自己存在的价值，才能让自己感觉更安全、更强大。但占有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，占有本身总在刺激和催生新的欲望，以及形成对欲望的欲望。因此只会用外物来丈量幸福感的人常常陷身于一种悖论中，拥有越多，自由越少，行动的空隙越窄，幸福的负累也就越重。用一位哲人的话说，在物质的丛林里，人们不得不去体验“此在的失望与荒芜”。
你多久没有体验到幸福的时刻了？自从上次你被赐予清新的晨梦，欣喜于那次美丽的相逢，快慰于那次远游的冲动，陶醉于那次创造力的奔涌？当然，还有那天在阅读时或面对自然时经历的审美感动。是什么在逐渐耗尽你生命的本质，让你感到一种无奈和枯竭，生活开始显出需要忍受的丑陋面目？
并非是你在努力地追赶目标，而是目标鬼魅般闪烁的影子在诱惑着你，某种外在的力量在驱动着你，你恰恰是一个被追赶、被鞭打的人。你为你所拥有的而不满，为你无法拥有的而心烦意乱。忍不住要引用刘小枫在《沉重的肉身》一书中说过的两句非常精辟的话：“如果既觉得一种生活不可忍受，又觉得另一种生活不可企及，就是一个人对幸福的想像太过分了。”这种“想像”折磨着你，令你感受到倦怠和虚无的双重煎熬，品尝到类似于宙斯之子坦塔罗斯的痛苦，他被罚永远站在水中，水深及下巴，上有果树，当他想喝水时水即退去，想吃果子时树枝即升高。这是一种可怕的沉溺和囚禁，溺于虚无，囚于欲望。
再傲慢的人也不会拒绝幸福。再现实的聪明人也要算计幸福，他们可以鄙弃一切，但仍然尊重甚至崇拜快乐的价值。只不过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错误的地方。他们成为了拜物教的信徒，也必然成为幻觉的牺牲品。他们对于幸福的想像总是很过分，膨胀地以为“尺寸”总是越大越好，于是也总是陷于无法达标的窘境。他们“分分秒秒计算着幸福”，却可惜与之背道而驰。借用一位女学者的话说，这些人“寻找不出自己真实的出发点，寻找不出自己的地平线，寻找不出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恰当比例，他们把自己嫁接在各种各样的外部力量上了”。
幸福是无法计量的，也不存在一个现成的配方。没有一个公式或程序可以算出幸福总值。物的叠加和累积有时候非但毫无意义，甚至会成为幸福的负数。你可以说一个开着宝马车的人比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更神气，但你不能说前者比后者更快乐。宝马车可以有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机械动力，但驾车的人未必拥有生命的切实推进感。几乎所有人都在谈性能，谈power，但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，借助于外物的power或性能是虚幻的，那种力量感是不可靠甚至背离生命本身的，它的来源非常可疑，就像是运动场上的兴奋剂，或者，辉瑞公司的产品，或者，类似于一个虚张声势的假肢。
但是还有人迷信于幸福的计算。电影《Along came Rolly》（《遇见罗莉》）中，有个家伙是个风险评估师，他已经习惯用电脑软件分析生命中的很多事情。当他面临着如何在两个女人中间作出选择的问题时，他求助一个很高明的电脑程序。把两个人的优点、缺点之类的资料全盘输入以后，电脑会给出哪个风险更低、因此也可能是更幸福的百分比。可是那个被选择的女人受不了啦，因为，真实的、带着体温和心跳的人消失了。谁愿意自己被解剖成一堆数字呢？这不是一个听从心灵呼唤的选择，也不是一个与爱有关的决断。
如果一定需要找到什么“幸福指数”，那么惟一可能的答案就是：爱，自由，创造。只有这几个本质性的关键词能丈量幸福，能够诠注真正的快乐。对我来说，它们也就意味着那样的感觉：相逢的欣喜，飞翔的快慰，审美的沉醉。
幸福的尺寸是本无所谓大，无所谓小的。这正像脚上的鞋，穿着合适也就可以了。童年的尺寸是一颗糖果的甜蜜，少年的尺寸是一个眼神的鼓舞，青年的尺寸是一个拥吻、一份自由、一颗创造的心。在此之后，你的脚丫已经不再长大，你鞋子的尺码已经固定，所以，请逗留于爱、自由、创造所赐予的陶醉之中，没有必要不切实际地追求量的扩张。因为，“人不能把握自己的幸福，都是因为超出了自己的双足所占的地面尺寸。”
